真理和话语是不应该被垄断的。若种种对于中国的提问还都由西方那一套来作答，不仅会出现“答非所问”“文不对题”的尴尬，更会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大发展”呼唤“大学问”，建构一套独立自主的知识体系，不仅是当代学人必须完成的时代工程，更是关系民族精神自立、文化自信以及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深层命题。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再次作出重要指示。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高度重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学问？
知识体系，是一个民族思维能力、精神品格与文明素质的集中体现，也是其在世界文明格局中辨识坐标、衡量贡献的关键标尺。有学者认为，大国崛起可分为前后递进的三个阶段：一是增强国家实力，二是将实力转化为制度与体系安排，三是进行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知识体系升华。换句话说，能在多大程度掌握阐释自身的话语主动权，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中占据什么位置，一个大国显然需要建构一套能够理解世界、定位自身的结构性框架。
作为拥有悠久文明史的东方大国，中国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与基本国情，选择的是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按照一般性规律，这本身就需要一套与之相应的话语体系、知识体系“为我注经”。放眼全球，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发展”呼唤“大学问”，主动建立融通中外的新范畴、新表达，提出属于自己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建构一套独立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不仅是当代学人必须完成的时代工程，更是关系民族精神自立、文化自信以及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深层命题。
中华传统知识体系曾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然而，近代以降，国力衰微、山河破碎，中华文明受辱蒙尘，传统知识体系也遭到严重冲击。从“器物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许多中国人开始“向西看”，言必称西方。在一定时期内，这种转向对中国认识自身、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尽快跟上现代化的脚步是一种积极选择。然而，世易时移，今日中国早已进入发展新阶段，东西方力量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西方理论的解释力日渐枯竭，局限性日益凸显。面对发展失衡、治理失灵、文明冲突等全球性难题，西方话语体系捉襟见肘，“华盛顿共识”的挫败、“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即是明证。
真理和话语是不应该被垄断的。更关键的是，单纯生长于西方土壤的理论体系越来越难以解释中国的发展。地缘政治理论说不清“一带一路”，西方主流经济学搞不懂“脱贫攻坚”……一个比喻颇为形象：中国的块头太大、西方的帐篷太小，中国的骨头太硬、西方的消化能力太弱。若种种对于中国的提问还都由西方那一套来作答，不仅会出现“答非所问”“文不对题”的尴尬，更会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这一成功模式无法套用任何现成模板加以解读。“中国学问”不能指望他人的灵光一现，必须从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
实践每向前一步，理论就必须跟进一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波澜壮阔。这既是发展事实的持续累积，更是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彰显，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劲动力与广阔空间。十年来，一系列体系化、学理化的理论阐释加快推出。“人文经济学”“人民城市”“投资于人”等理念，让人文关怀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治理型国家”，为解读人类文明形态拓展新思路；“网络主权”“数字空间治理”，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新方案。这些理论成果总结了中国经验，升华了中国理论，为中国学问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
当然也要清醒看到，中国学问要从“奠基”走向“深化”，仍面临不少挑战。一个突出问题，是“六经注六经”式循环论证：不少研究困于概念推演、文字游戏，用经典论证经典、用政策解释政策。此外，相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实践，一线提炼的新知真知、标识概念仍显匮乏。再者，国际传播力偏弱，许多自主概念传不开，“学术中的中国”仍未被世界清晰看见。
打破西方学术垄断，坚守中国学术主体性，非一日之力，需久久为功。“术语的革命”不是生造词汇、标新立异，而是从中国故事中提炼属于自己的关键词。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追求的始终是坚持以自身实践为基点，为人类知识版图增添新的维度、新的可能，而非以一种中心主义替代另一种中心主义。中国学问，致力于提供更多公共文化产品，开启一个多元文明平等对话、相互启发的学术新生态。
百年浮沉，时光如流。如今，中国式现代化，正走在一条前人未至的大路上，奔赴伟大复兴的新途。作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呼唤中国学问的持续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