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边疆地区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服务周边外交工作大局等诸多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形势下，中国边疆学发展既面临难得机遇，也面对较大挑战。一方面，边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催生了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命题，亟待开展研究与解答；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妄图借边疆问题遏制中国，给我国边疆的安全、稳定与发展带来了更多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应对这些风险挑战提出的理论需求与日俱增，对当前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
边疆问题研究的难点在于时空维度的多元化、复杂性，现实问题关联着漫长时段的历史根源，区域问题牵涉着内外两种地缘格局。故而，对边疆问题的认知必须超越单一学科的界限，从历史演变、现实特征、国际关系等全方位展开研究与解读。然而，新中国边疆研究起步于边疆史地学，在积累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导致了学科固化，较难突破“重历史轻现实、有交叉难融合”的学科发展瓶颈。目前，尽管部分高校设置了边疆学学科，但大都在学科及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缺乏科学论证与系统探索，未能有效实现交叉学科人才培育与学术创新。就相关科研机构而言，大部分仅研究边疆历史或现实的一个领域，甚至是更为细化的某一维度。在人才队伍建设和有组织的科研工作中，未能切实达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导向目标。
实际上，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仍存在不清晰明确的问题。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在陆疆研究中，从历史维度看，一直存在“王朝治理视域下的边疆”和“疆域版图视域下的边疆”两个概念。前者是指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范围的边缘地区，在各个朝代不尽一致。后者目前在学术研究上一般是指1840年时版图视域下的边疆。这两个边疆的范围在不同时期并不完全吻合，但都应该纳入中国边疆史研究范畴，并在研究中进一步融会贯通。再从当代维度看，中国陆疆指陆地国界内侧一定范围内的区域，一般指陆地沿边九省区，显然，这个范围与前述两个历史范畴也并不完全一致，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而厘清中国疆域版图的历史演变过程。至于海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海疆指我国海上管辖范围，主要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域及海域内的岛屿，但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不同类型海域的权利有不同界定，如何将不同来源、不同层次的权利概括到海疆概念之中还需深入研究。随着时代发展，有学者提出空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等新概念，但这些区域是否属于边疆研究范围？如何应用边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有关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长期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建构深受西方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影响。在历史疆域范围、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以及当代边疆社会治理、开放发展等领域，普遍存在理论与中国边疆发展实际契合度不足、解释力欠佳的问题。从对中国历史疆域的认识而言，其理论建构往往难以突破西方政治学“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历史疆域在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完整性以及中国古代中原与周边互动方式的独特性。无论是以1840年时的疆域版图为基准，还是依据历代王朝盈缩变化的统治范围，都面临理论难以充分解释历史进程的困境。至于对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则明显缺乏理论建构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往往仅专注于研究具体问题，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疆域史领域，受传统王朝史观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包括一些敌对势力在中国边疆研究中“去中国化”理论，如“征服王朝论”、“内亚史观”、“新清史”等的双重影响，有的中国通史和疆域史研究著作未能很好贯彻“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即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在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连续性方面，缺乏科学话语的有力支撑。当代边疆研究领域，研究成果更趋碎片化，大多聚焦于具体问题的探究，缺乏基于边疆这一特殊空间场域的系统性认知与综合性研究。有些研究成果指向不清晰，缺乏国家边疆治理视角，限制了认知层次。
边疆学国际学术对话渠道需要拓展。涉及中国边疆研究的诸多议题为国际学术界所广泛关注，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在立场、观点上的差异，导致在认识上存在显著分歧，其影响甚至超出学术范畴。如何对国外学术成果去芜存菁，提升自身研究水平，夯实我国学者研究成果国际传播基础？如何有效传播我国学者观点，形成有价值的学术对话，拓展国际学术话语权？如何增进相互理解，为我国开放发展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这些都是当前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课题。
更多内容，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范恩实文章《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