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历史长河中，不仅形成了辽阔的中原腹地，也形成了广袤的边疆区域。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当前，中国边疆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显学，然而长期存在的学科边缘化与研究碎片化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尚未充分具备自我发展的机制与能力。随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持续推进，边疆地区维护安全稳定、促进繁荣发展的任务愈发繁重，对边疆学理论支撑的需求不断增长，需要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学术出版物是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疆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学术出版物。图为两份出版物封面。 中国边疆研究所供图
治边先知边，知边才能安边。边疆是国家领土的“边缘屏障”，也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中国历史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不仅为历代王朝提供了治理边疆的实践方案，形成了“疆域不可分割、民族多元一体、治理因地制宜”的历史传统，也为当代边疆治理、民族工作、国家安全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借鉴。
中国自古就重视边疆的研究和治理，对边疆地理环境与物产资源的记录古来有之。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五服制”的“中心—周边”关系理念。《诗经》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展现“邦畿—四海”的分层疆域观；传世文献和金文中反复出现“柔远能迩”一词，意思是安抚远近之人而使归附。《尚书·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周礼·夏官司马》、《尔雅·释地》、《管子》等也有大量关于边疆的记载，《逸周书》等古文献则记录了边疆族群的分布情况，这样的记录传统为《史记》、《汉书》所发扬光大。《史记》列传包括《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开正史“四夷传”之先河。《汉书》除延续“四夷传”外，还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书写范式。这两类体裁为王朝时期边疆记录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最终形成了由多种体裁著述共同构成的边疆知识体系，包括中国历代纪传体通史、断代史、编年体史书，起居注、实录、典志体史书、方志以及会要类、辑录类、目录提要类、笔记杂记类文献等。对边疆地区地理环境、人文特征、政治演进、族群兴嬗的记录与认知，以及围绕边疆问题的君臣奏对、史家论赞，成为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滥觞。
近代以来的中国边疆研究始于19世纪40年代因应边疆危机而产生的西北舆地学。其植根于乾嘉学派的学术土壤，以考证训诂、校勘辑佚、史地研究为专长，整理传世典籍中的边疆记载，又辅以游记、杂录深化对边疆史地知识的认知。20世纪初，在救亡图存时代大潮的推动下，西方人类学、社会学东渐并不断本土化，中国学者将边疆作为重要调查、研究对象，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边政学。多学科与现实导向是边政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边政学从地理、政治、文化三个维度定义边疆，因此其知识体系也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边疆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二是治理视域下的边疆社会，包括边民的个人行为方式、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人群团体的系统性乃至边疆社会制度；三是以实现统一的社会建设为目标的边疆民族社会文化的多元性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边疆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核心研究方法。为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边疆学界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版图、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等关键问题展开研究，为中国边疆历史叙事提供了框架和体系。改革开放以后，边疆研究走向新的学术高度。一是中国边界史研究，为开展边界谈判作出重要贡献。二是以唯物论为分析工具开展的边疆发展史研究，特别是海疆史研究，将历史研究与法律研究有机结合，以确凿史实为依据有力支撑我国南海、钓鱼岛等海上维权行动。比如，深化有关琉球问题研究，阐明明清以来琉球与中国之间的稳定政治联系和持续友好往来，以及日本非法侵占琉球的历史过程。三是边疆现实问题研究，以历史视角审视当代边疆安全稳定问题的深层次根源，以深入边疆开展国情调研为抓手探索边疆发展问题。
新时代以来，边疆研究日益走深走实，学科建设不断推进，集中体现在：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将边疆、边界与周边国际环境结合起来考察，形成更加立体化的边疆视域；理论特色更加鲜明，提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论范畴和观点，进一步夯实边疆研究的理论基础；学科体系逐步完善，形成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学，以及新兴交叉学科如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等多学科共同参与的格局；实践导向和问题意识更加鲜明，深入开展兴边富民、“一带一路”、沿边开放、周边命运共同体、海洋强国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有力服务国家边疆治理大局。
更多内容，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范恩实文章《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